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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佳律师讲述庭审辩论始末:当事人确遭警察殴打
作者:石家庄律师赵丽娜编辑录入   出处:河北商务律师在线www.64tz.com   发布时间:2008-11-13 21:41:13  点击次数:2801
 

10月20日,在上海高院举行的杨佳袭警案二审宣告“维持原判”,杨佳表情平静地接受了死刑判决。然而51岁的翟建却随之被推到风口浪尖上,质疑声不断向这位二审辩护律师袭来,特别是北京的律师同行,“他们在骂我,而且骂得很难听”。

  翌日,记者来到翟建的律师事务所,就坐会客室。窗沿上放着几个相框,那是2007年翟建当选上海首届“东方大律师”后受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接见的照片。10年前,翟建就已当选过上海市“十佳刑事辩护律师”。

  翟建快言快语:“你想聊什么呢?”他说自己是一个桥牌手,因给涉嫌刑事犯罪的人做辩护,他永远拿不到好牌,所以“拿到坏牌少输就是赢”。为杨佳辩护,牌可不是一般的坏。

  “搞不好,怨气出到我头上”

  时间回溯到7月1日中午,正在网上打桥牌的翟建发现屏幕右下角跳出一条滚动新闻,北京青年杨佳闯入上海市闸北区公安分局机关大楼袭警,致6名民警死亡、3名民警及1名保安受伤。“为什么袭警,怎么会一个人单枪匹马的上去杀了那么多个警察?”翟建产生了疑问。

  第二天,翟建从新闻里读到一条信息,拘留中的杨佳说没有律师在场他不回答问题,杨的公民权利意识给翟建留下了深刻印象。这时,警方找来闸北区政府法律顾问谢有明律师,谢的“政府顾问”身份马上招致合法性质疑,更糟糕的是他对媒体发表的一番对当事人不利的讲话,舆论为之哗然。

  沸沸扬扬中,7月7日,上海市公安局举行新闻发布会,向社会公布袭警案爆发事由,不过对杨佳袭警动机却三缄其口。要求撤换谢有明律师,转由北京律师为杨佳辩护的声浪四起,但被上海方面拒绝了。

  8月26日,杨佳袭警案一审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举行,法院高度紧张,拒绝杨佳家属和普通公众旁听,记者们也被集体挡在法院外面,舆论再次哗然,公众对司法公正、程序正义的强烈诉求集中爆发,质疑的焦点也由谢有明律师转向上海司法公正问题。知情者透露,上海市委高层严厉批评了法院的做法。

  杨佳上诉后,上海方面终于决定撤换辩护律师。9月22日上午,翟建接到上海市律师协会打来的电话:上海市法律援助中心请上海市律师协会介绍新辩护律师,律协推荐了翟建。

  “我们关心的是9月22号晚上,你有没有思想斗争,会不会觉得可能像谢有明一样背上骂名?”翟建不假思索地回答:“我会,我觉得做这个案子,风险是很大的。”然而考虑到“一个结果几乎没有悬念的案子,一审竟然引起了那么大不满的声音”,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有所作为,“为程序正义的进步出点力”,尽管他也知道“搞不好的话,可能人们的怨气会出到我头上”。

  9月23日上午,翟建在上海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陪同下来到上海市看守所。杨佳带着手铐、脚镣,他蹦蹦跳跳从三楼走下来,脚镣“哗啦啦”地响,杨佳神情放松,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一丝对死亡的恐惧,完全不像一个一审被判死刑者的精神状态,这一切颇让从业24年办刑案千余宗的翟建意外。

  翟建跟杨佳开玩笑说:我是来接受你面试的。杨佳也答应得很爽快。

  实际上,此举令翟建聪明地规避了“被指定”这个责难,由杨佳自己来请他,他可不想成为第二个谢有明。

  四见杨佳,选定战术

  “你给我做辩护,能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?”

  “面试”时,杨佳当面抛给翟建一个实质性问题。翟建答,还没看过材料就展望结果是不负责任的,可以等他看过材料后再探讨。翟建说,这个答复让他与杨佳之间建立了基本信任,而这次面见不过短短30分钟。

  那天,同去的还有另一名接受“面试”的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吉剑青。9月25日上午,翟建和吉剑青再次去见杨佳,这次是“求解之旅”。

  杨佳写上诉状不提上诉结果,他的诉求让翟建很吃惊——“我对判决结果看得不重要,我只讨个说法:警察到底打过我没有?”

  按照杨佳的说法,2007年10月5日,他在芷江西路因骑无牌自行车,受到巡警盘查,翟建说:“警察确实没有什么毛病,而杨佳恰恰是非常的激动,警察把他拦下来查他,他非常反感。”

  不过,据杨佳描述,到了派出所以后,“上来几个警察,就把我抬手抬脚架到里边一间房间,拳打脚踢,打了两三分钟”。后来二审法庭有录像显示,杨确实被数名警察强行拉扯到另一个房间,部分证实了杨佳的证言,但“另一个房间”里的景象,警方没有出示录像资料。

  “杨佳始终说警察打了他,从未改变过这个说法,从他的投诉当中,从到案以后一直到开庭都说警察打他。警察方面一直都说没有打。”于是,翟建做了一个推理分析:派出所要想证明没有殴打杨佳,只有一个办法,就是拿出杨佳被抬入另一处地点的监控录像资料,如果其画面也确如几名警察所言杨佳并没有被打,那么足以证明警察是清白的。现在警方没有提供进一步的证据,原因无非有二:一是有后面的录像资料而不拿出来,二是后面根本就没有录像资料。假如是第一个原因,那就意味着杨佳的说法是真实的;假如是第二个原因,法庭也应该依法认定警方举证不能,进而推定杨佳的说法是正确的。

  “谁说我不是旗帜鲜明,(杨佳被)打了没有?打了!”这是那天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,翟建最激动的时刻,声音高了许多分贝。

  后来杨佳离开派出所后没有去验伤,因为他觉得,伤得不重,两个胳膊上有瘀青,回去之后才发现背上也有。翟建问了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:你的生殖器有没有问题?杨佳回答说“没有,绝对没有”,还反问道“你怎么这么说?”后来二审庭审时,当辩护人、检察员问及其当时伤势时,杨佳说到“生殖器没有受伤”,自己还笑了。

  也就是说,杨佳在派出所挨打,伤得并不重,几个月过去了,他还来上海玩,旅游结束后返回北京仅住了一晚,在没有任何其它外界情形催化的情况下,他又返回上海,购买了如他自称的一大堆“装备”,并上演了一场疯狂的杀戮!而据杨佳的说法,来旅游时他根本都没有去闸北公安分局“侦察”过。

  就事论事,以辩护律师身份思考,翟建做了一个推论,“假如说警方说没有打杨佳,他既然把事情闹到这个份上,那除了用精神病来解释,还可以用什么来解释呢?”第二次见完杨佳,翟建想好了以“有精神病”庭辩切入口。事实上,通过观察和分析,翟建认为杨佳的行为几乎完全符合“偏执性人格障碍”等数种人格障碍的表现。

  10月6日,翟建正式向上海高院递交了对杨佳重新进行精神鉴定的申请。当天下午,翟建和吉剑青去见杨佳,向他说明了要从精神病的角度辩护。

  翟建将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恬的一篇文章给杨佳看,文中这样描述偏执性精神病病人:“通常有个性缺陷,表现为主观固执、敏感多疑,容易激动、自尊心强、自命不凡,这一性格特征,导致他遇事爱认死理,喜欢抗上,不服从领导、为追求自己认定的真理,哪怕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。”

  杨佳同意在法庭上不和律师呛起来,但提醒翟建:“你说你的,我说我的。”

  10月12日上午,翟建第四次会见杨佳。应杨佳父亲的要求,翟建请杨佳答复为什么他不同意父亲请的律师,杨佳的答复只有他父亲懂:“我以为他知道,我想他应该知道。”

坚持“技术型”辩护

  四见杨佳后,这个敏感案子仍有两大问题困扰着翟建。

  其一,是否申请杨佳母亲出庭作证;其二,是否请杨佳称殴打他的几名警察出庭作证。在一些北京律师看来,杨母是杨佳案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证人,但其被警方请去协助调查之后莫名其妙地失踪了。

  在警方播放的派出所录像中,有一个镜头,杨佳从进派出所的大堂开始,手中拿着电话,一直在讲话。杨佳后来告诉翟建:“我给我妈妈打电话,说自己又被带到派出所了。”从这个录像来看,以及上海警方两次在北京见杨佳都是单独接触,翟建认为杨佳母亲所知道的事实都是从杨佳处得知,出庭作证不会有新证据

  翟建很明白,北京同行“希望借我的嘴来将一军”,但思前想后翟建决定不将这个军,翟建说,将一军可能迎合了一些人的想法,但他觉得这个做法对当事人的利益没有帮助,他否定了,“假如她能出庭,无非是证明儿子告诉过她警察打过他 ”,“这个证明有什么意义呢?我敢说他妈妈如果没有失踪大家不会提这个要求。”

  至于是否请警察出庭,翟建翻看案卷,发现几名警察接受调查时都否认打人,“即使警察出庭了也是否认,他们可能承认吗?”翟建认为让几个警察出庭对当事人不能起到帮助的作用,“从我的专业角度来说,我是个辩方,拿出来的证人都不能起到帮助我的当事人的作用,我要他出来干什么?”

  “你的意思是说害怕起到反作用?”记者追问。翟建答:“不是说害怕起反效用,(如果)起反效用,就会使得我的整个辩护没意义。”

  有人曾提出,在辩护律师质问下证人出现冒汗、颤抖等躯体语言,虽然口头上不承认,但这些信息如果通过媒体传递出来,形成强大舆论压力或许会迫使证人翻供。翟建则说:“那种效果,是搞政治,不是搞专业。对,可以将你一军,出你的丑,但我没做这个选择。”

  “再退一步说,就算是警察腿在抖,脸在红,每个人知道他们确实打过了,反过来说,你杨佳就能跑到公安局把另外 6个和你无关的警察杀了吗?就能成为改变这种判决的理由吗?尽管你有令人同情的一面,你也没有理由去杀这些无关的警察。”翟建坚持就案论案,就事论事,全部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当事人切身和切实的利益,一切工作的重点和核心围绕犯罪构成和证据问题展开。而北京律师同行们则希望他选择的是另外一条道路,即淡化当事人的利益,将法庭作为舞台,表达超乎个案之上的主张和诉求(比如普世价值),期冀通过杨佳案推动法治进程这样一个宏大命题。

  翟建的徒弟张培鸿律师撰写博文指出,“在一个法治健全的社会里,辩护都是由国家设定的与政府对抗的利益平衡机制……一个法治越来越好的国家,应是一个越来越重视技术型辩护的国家。而当技术型辩护可有可无,甚至成为众矢之的的时候,透露出来的信息就是,残存的法治正在沦陷。”张培鸿在说明师傅选择“技术型”辩护的现实性。

  翟建说:“我们和北京律师们的理念是一致的,只是在选择的道路上有所不同。”

  不过,翟建的选择遭受诟骂了。艺术家艾未未说:“聪明过人的翟律师闭口不谈最让杨佳恼火的,提出二审上诉的最重要理由,即在一审中,法院拒绝接受辩方提出的7个警察出庭作证的要求。在这个问题上,法院与翟律师成功地取得了上海式的默契,成功地避免了正面交锋,彻底葬送了杨佳案取得突破地可能,走完了一个人性缺失的过场。”

  程序正义乃一大进步

  “起码这个案子没有人跟我发过任何一句话。”翟建说。

  10月9日,翟建得知法院不准备再做司法鉴定了,第二天,翟建郑重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打了一个申请报告,建议在开庭时,邀请部分精神病诊疗专家参加旁听,庭后听取这些专家的意见,有必要确认这究竟是一种病态表现,还是网上流传的这是一个“英雄行为”?

  这是翟建发出的一个暗示信号。翟建知道,公众在等待一个合理解释:杨佳为何如此杀戮?翟建不愿意杨佳的行为被解释为激进的社会情绪,而应该解释为一个有精神病的个案的病态行为,这并不妨碍翟建的另一个愿望——警察机关应从这个个案中吸取教训,追求善治和善政,从人民爱戴中重拾警察威望。

  开庭之前,翟建还做了另外一件事,就杨佳的家人旁听事宜亲自跟法院交涉,当杨佳父亲说将有一个朋友陪同时,翟建亦积极向法院沟通,这个过程,非常顺利。

  10月13日,二审开庭的日子。翟建开车先接到了杨佳父亲、阿姨王静荣,以及其父的朋友,然后一起上法院。翟建看到高院侧门所在的襄阳南路上,马路两边人头涌涌,他看到了有人举着牌子“刀客不朽”,警察和保安如临大敌。据悉,当天上海警方带走了300多名寻衅肇事的场外旁听者,后有40多人被刑事拘留。

  法庭内,旁听席上已经坐满了人,有一个西装革履的律师,和他握手,自我介绍说是李劲松——杨佳父亲聘请的辩护律师之一。到场的有中央和地方媒体30多家,包括3家香港媒体。值得一提的是,10月20日开庭宣判时,境外媒体也被允许进场了。

  “允许家人入场,允许媒体采访,允许北京律师旁听这都是进步。”翟建说,“二审比一审从程序上进步,也许这种进步达不到大家的要求,但进步总比不进步要好,这种进步来源于公众的关注,来源于媒体的广泛关注,起到社会监督的作用。”

  这是一场艰辛的生死之辩,庭审历时7个半小时,上午是法庭调查阶段,庭审高潮出现在下午的辩论阶段,焦点集中在是否有必要重新对杨佳作精神病鉴定;一审出具鉴定的鉴定机构是否有合法资格;警察是否打了杨佳。

  翟建主要做了两部分辩护。一是关于案件的起因,二是关于杨佳的精神状态。后者是他辩护的重点,翟建列举杨佳种种异于常人的行为,比如他对一审的死刑判决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不在乎,“你们不要为我争取改变一审判决,要不我在里面呆到50多岁才出来也没意思”,认为有必要重新进行精神病鉴定。法庭上,杨佳也有“异乎寻常”的表现佐证,他甚至称那些受害警察“他们不是无辜的”,但当检察员问他此话怎讲时,他略加思索后笑眯眯地问:我可不可以拒绝回答。

  杨佳还宣布:我没有精神病,有病的是派出所的巡警

  法庭随后驳回重新做精神鉴定的申请。至此,翟建一声叹息:“比较遗憾。”翟建是坚持杨佳有精神病的,即使是二审判决后,这一点他也旗帜鲜明。二审判决下来之前,翟建就知道,不能重新做精神鉴定,推翻原判的可能几乎为零。10月 20日,判决下来,果然不出翟建所料。

  当翟建在办公室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,有人打来电话进行采访,告诉翟建,40多位全国知名学者、律师和社会人士向中央政府发了一封呼吁信,请求特赦杨佳。翟建说他也支持特赦杨佳,“在我看来,没有任何一种情况下某一个人必须被立即杀掉。”

  翟建特别提到,杨佳本就希望一死而痛快,至今并未有忏悔之意,而对他进行终身监禁并不比立即执行死刑来得轻,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,杨佳会意识到这种惩罚的长期性和痛苦性,会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忏悔,如是这样,可以抚慰6个逝去的警察在天之灵,更能抚慰社会不满情绪,让杨佳用一生来向社会忏悔。

  此外,“我非常希望我们的国家有一天能走上废除死刑的道路。”翟建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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